“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随意发表意见,轻率否认当时的结果,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这是对世界各国参与早期可追溯性工作的科学家的粗鲁冒犯和不公正。这是新冠肺炎可追溯性政治化的表现,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和接受的。”4月8日,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沈洪兵介绍,作为一个开放大国,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坚持科学的追溯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为响应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率先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中国进行追溯联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共同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成果”在武汉成功完成联合溯源研究的原则下,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SARS形成-CoV-2.中国部分新冠溯源研究:——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和世卫组织都充分认可了世卫组织的联合研究报告。
“在联合研究的整个第一阶段,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掌握的所有可追溯性信息,并没有隐瞒任何案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沈洪兵说。
此外,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上,中国并没有停止追溯新冠肺炎的来源,继续在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环境甚至实验室检查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中国科学家也通过与世卫组织和新病原体的起源,通过国际科学咨询小组的相关进展和结论(SAGO)与国际科学界和同行分享报告交流或发表文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周磊参与了第一阶段的可追溯性工作。她介绍说,疫情发生后,专家组分享并深入研究了武汉早期呼吸道传染病可能和可疑新冠肺炎7.6万多人的病例数据,当时结果得到了专家的集体认可。
周磊指出,在联合研究的第一阶段,专家组对2018年至2020年收集的3.8万多个家禽、牲畜样本和4.1万多个野生动物样本进行了抗体或核酸检测,没有发现新冠肺炎呈阳性。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对当时华南海鲜市场所有动物产品的上下游供应链进行了可追溯性调查,没有发现病毒在动物中传播的证据。
“当时,这些研究结果与世卫组织选定的国际专家团队分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周蕾说。
周磊说,新冠肺炎的起源在联合研究的第一阶段就得出了结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是更有可能的”;通过中间宿主介绍,是“这是非常可能的”通过冷链的引入是的;“可能”当时的研究判断是通过实验室引入的“极不可能”的。
沈洪兵指出,许多后续研究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联合研究结果的第一阶段。他认为,中国科学界不能容忍和接受新冠肺炎可追溯性政治化。
“我们建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士回归科学公正的立场,不要主动或被迫成为个别国家政治化新冠肺炎溯源的工具。”沈洪兵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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